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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熊一同探问战后日本:杂记小熊英二访台(下)

2020-06-25   分类: Z好生活   参与: 637人  作者:

终战七十年之际,日本是否(再次)道歉,也是关注焦点。究竟日本社会内部如何看待这个议题呢?小熊在24日台大历史系的演讲中表示:年轻人大部分对过去的战争记忆其实并不关心,也没有什幺想法,这是全世界的现象,日本也不例外。虽然网路右派言论显着,但曾经有调查指出,这些网路右派只佔网路人口的1%不到,因此很难说年轻人有右翼倾向。但这并不是说年轻人有意识地否定右翼,而是因为他们并不怎幺关心这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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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内外都有天皇道歉的议论,但由于在战前天皇被各种政治人物利用,成为遂行军国主义的机制。战后因而形成了天皇不介入现实政治的共识;在战后宪法中,天皇仅被赋予国民总体意识象徵的地位。因此,在今日的日本政治安排中,天皇仅是一个读政府剧本的角色。无论现任天皇的意愿如何,日本政府应该不会许可天皇自行对外道歉。因此,儘管由天皇道歉似乎是一个好的方案,但要真的落实,需要相当的程序。

而针对安倍的七十週年谈话,小熊则指出安倍原先的谈话草案,与最后发表的内容其实并不相同。在早先的民意调查中,约50-60%的国民表示政府应对侵略与殖民地统治进行道歉,约25%认为不需要道歉,约20%则表示并不清楚发生了什幺。在这样的民意下,安倍做出了一个在道歉与不道歉之间折衷的声明。作为首相,安倍终究不能忽略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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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书发表会上,小熊也进一步地就读者的提问,讨论了日本国内外媒体对左右派声音的不同处理:儘管在国外媒体对日本的右派言论大幅报导;但在国内,却是这些军国主义者经常表示自己的意见不受媒体关注。根据过去的民意调查,在日本国内,绝对支持战争的人不到10%,批评或反对战争的人,随调查的不同,而在30%-40%不等的比例间摆荡,其他50-60%的民众,则是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就小熊自身的观察,这样的民调数字确实反应了日本社会的真实状况。《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书,就是希望展现一个普通人的经历与观点,呈现日本国内的不同声音。

在台湾阅读小熊英二

过去小熊《「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鲜植民地支配から复帰运动まで》一书,便因处理了台湾在帝国中的位置而被翻译引入。除嘉义大学台湾文化中心在2011年以来分三册逐步校订出版的全译本《日本人的「国境界」》外;2012年薛化元教授也在其主编,用以引介日治台湾史领域,日方重要研究成果的《近代化与殖民:日治台湾社会史研究文集》中,选录了该书第四章「台湾领有」与第十三章「『异身同体』之梦-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部巨着为我们认识台湾以各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帝国中的位置、理解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族界线的问题提供了一张地图。是对日本帝国及日治台湾史有兴趣的读者,不容错过的一本着作。

此次《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书,原在岩波着名的《世界》杂誌上连载刊行。直到今年6月完结后,方由岩波书店方以「新书」形式出版。联经中文版问世速度之快,令人惊异。[1]此时此刻,这样一本着作,能为我们开启什幺样的视野呢?

正如吴叡人教授在新书座谈会引介时指出的:小熊在书中将其父亲的经验社会化,将小熊谦二的经历,视为日本社会之中特定阶层的一员加以论述,使得这本小熊谦二的传记,成为一本跨越战前与战后,具体而微的日本社会史。不仅能够丰富台湾人对日本乃至东亚战争经验的认识,也能够给予台湾读者在日本高度经济发展的中产社会想像之外,一个不同的日本战后社会发展视角。

另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在今年六月翻译出版了小熊英二与上野千鹤子的鹤见俊辅访谈《战争留下了什幺》(戦争が遗したもの,2004)。与作为社会史的普通人故事《活着回来的男人》不同,这是一本偏重思想史的菁英故事。但恰如《活着回来的男人》添加了社会学的分析,使其成为一本与众不同,具有社会史意义的着作;《战争留下了什幺》也迥异于一般访谈录:访问者在採访之中,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使得本书与其称作访谈录,不如说是基于鹤见经历的三人对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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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的读者而言,鹤见俊辅的名字应不陌生,他的名作《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早于1984年由李永炽中译,以《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为名,由学生书局出版。2007年,行人又出版邱振瑞新译。将《战争留下了什幺》之中的学思自述与该书对照,必能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中鹤见对日本社会与思想界的分析与批评。

此外,三人在《战争留下了什幺》之中亦谈及鹤见在爪哇军旅时期的慰安妇参与与见闻,还有1990年代与大沼保昭、和田春树等致力于日韩友好与民主运动的知识人一同参与慰安妇补偿机构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AWF)的经验与反省。对于这些经验,作为性别研究者的上野往往提出尖锐而直接了当的质疑,并未因鹤见是当事人而有所保留。如对于AWF的失败,上野便质疑当初的构想过于简单;小熊也表示这样藉由外围组织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日本政府惯用的手法,一旦出现问题,便将其抛弃。鹤见对于这些批评几乎是坦然承受,也承认AWF确实没有达成原先的目的,反而招致了许多问题,与小熊、上野一同检讨AWF的意义与贡献。(简中译本页45-54)相对于台湾在国族主义与马英九总统政治语言的扭曲下,对慰安妇被迫与否问题的扁平争执,上野、小熊与鹤见之间的交锋,应能提供台湾社会对慰安妇问题更多元、深入而尖锐的见解与思索。

同理与沟通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在台大历史学系演讲时,小熊认为历史学者的作用,在于藉由其专业,开拓对话与共识的可能,以促进人们对过去的共识而形成社会。《活着回来的男人》中文版序文与后记中,小熊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序文中,小熊提及自己最尊敬父亲具有「同理的想像力」:能在肯认彼此同为人类,享有某些共通人性的同时,进一步地观察人们所处的不同位置,及其所面临的结构处境,并以同理心理解对方的处境与行为,而非仅因处于对立的位置便将对方加以妖魔化。小熊认为,这种「同理的想像力」正是这个世界所欠缺的。若我们希望创造更美好的世界,那幺帮助人们跨越各种界限而互相理解的「同理的想像力」正不可或缺。小熊所说的「同理的想像力」,正与历史学中所谓神入(empathy),以及历史思维的部份概念相仿。

小熊所言「同为人类」、「同理的想像力」以及沟通的必要,确为当下世界所缺乏的。社会、历史往往是複杂的构成,而我们的认知总是不免简化。儘管如此,但若我们不能时时提醒同为人类以及世界的複杂,放任认知上不可避免的简化,甚而极端地将他者与过去简化成脸谱式的图像,最终往往无助于相互认识,只是强化自我认知模式的偏见,将敌我的壁垒越筑越高。若是如此,沟通、和解、共生,遂为不可能之事物,那幺,我们不必忧虑全控式社会的反乌托邦到来,人类自身便将回到个体对抗个体永无止尽的战争。

终战七十年的今天,各种对于战争遗留与责任的检讨或批判之中,也不乏这样的危险。但若我们在回顾、检讨、批评之余,本身不具有彼此沟通与认识的意图,仅是继续自我感觉良好,以为佔据道德高位的对抗,不仅无益于面对现实以及其问题,更存在撕裂社群、增加对立的危险。

在这样的环境中,小熊英二的着作为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提醒。透过展现世界的複杂面貌,小熊英二不断地向同质的、单一的想像挑战:《日本人的「国境界」》如此,《战争留下了什幺》如此、《活着回来的男人》也是如此。也唯有我们认识世界的複杂多元,发挥「同理的想像力」,试着理解他者处境的限制与可能,才能达成某种互相理解。只有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避免反思与批判成为不切实际的道德空谈。

在「光复」七十週年之际,与小熊一同探访日本的战后与战争记忆,不仅是为了认识日本七十年来的社会变化,也是为了重思七十年来的台湾、东亚与世界。台湾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此刻,我们也不妨就此各自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叩问近代台湾、东亚与世界的多重面貌,理解不同国界内外,不同人们的想法与经验。当人们对彼此能有更多的理解时,误解、冲突与战争也才有可能消弭。这或许是终战七十年之际,小熊英二能为我们带来的一种可能。

 

[1]联经译本在专有名词的翻译上显得犹豫不决,例如在页372将日本专指高龄化人口过高而难以维持聚落社会生活的「限界集落」一词翻为「极限聚落」,又另外出注说明。但汉语里面并没有这种用法,似乎没有特别翻译的必要。相对于此,页252的「御用闻」(御用闻き)就採直译的方式,但译注却给错了意思(应指巡迴各地接受商品预订的商业手法)。译本虽然添加了译注,但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着作,仍有不少专有名词应出注而未出注,也有一些译注过于简略,并无帮助理解。另外译本也有极少数的段落语句不顺,如页205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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